《八十年代访谈录》：谁在言说“八十年代”

   余生也晚，激扬澎湃的八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还在皖西乡村的小学里懵懂徜徉。但是，成长后经由文字、图像以及朋友、同学间口耳相传所营造出来的“八十年代” 形象确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从七十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终结开始，最后又以一个悲壮的事件结束。这样的形象完全可以在一个青年的心中勾起满怀向往的憧憬，以至于有时候会觉得生不逢时，恨不能搭上“八十年代”这样充满“激情、热诚、浪漫、理想主义、启蒙、真理、精英、人文、友情”的末班车。
   主编者查建英和她访谈的12个对象（书后来出版时成了11个：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导演刘奋斗的因为种种原因拿下了）都是在青年时代经历与见证了整个八十年代的生成与嬗变。我强调他们的“青年时代”主要是想表明他们依然在当下活跃着，用“某一代人”这样的概念其实是危险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同阶层、性别、年龄、身份的人，有时候这些方面的差异比时代更强烈。
   有意味的是，这些被采访者无一例外都是普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他们是艺术家、学者、媒体名人，是当时以至当下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文学研究等领域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这样的访谈无疑是有趣的，它充满了妙趣横生的逸闻、温馨浪漫的细节、激扬慷慨的言词、纵横捭阖的评点、不乏洞察力的灼见……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曾经在某个阶段充当卡里斯马的角色，并且以此自豪，在追忆往事、指点当下中依然带着舍我其谁的傲慢与偏见，甘阳的访谈最能体现这一点。他们因为机缘巧合在风云际会的时候脱颖而出，理所当然充任了先知与精英的角色。在细节的描述中，也满足了一般没有躬逢其会的人们的窥探的欲望。
   不能说他们的言谈是不诚实的，阿城对于知识结构的剖析及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的地下思想转型对于八十年代的哺乳作用，陈平原对于八、九十年代不同学术风气与学术范式转型的考量，李陀从“友情与争论”的细部切入的谨慎与坦诚都时有精彩绝伦的妙语。崔健、田壮壮更多的其实是关注八十年代后直至当下的现状的思考，其对于体制和文化现实的焦虑与平和态度溢于言表，也让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些精英只有少数直言不讳自己的先知地位，有的则显得沉潜温和，但是无一例外都表达了忧国忧民的宏大思维模式。这种情形他们自己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知，一方面是传统文化比如儒家经世济民的遗脉，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整体时代环境氛围的诱引。
   但是，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这本书首先设定了“一代人”这样一个伪概念——当然，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对于近期历史的理解，分享着共同的精神资源，这些会在他们身上打下烙印，成为联系他们的纽带，从而就将他们同另一些人区别开来。但是，其中代际上的区别不过是教育背景、出身、社会地位、机遇这些复杂因素纠结中的一个部分。而从个别先知到精英的小众群体，再到大众的普遍性共识，这中间其实绵延着时间的历时性脉络，一个笼统的“八十年代”显然涵盖不了那些没有发出声音但是也在默默地思考与工作的人们。
《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八十年代”究竟只是少数精英的八十年代，因而用“八十年代”这样的书名不免就有虚张声势的嫌疑。经过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之类理论的洗礼，很显然没有人再轻易声称自己可以充当“代言人”了，尽管如此，这样的访谈其实也算不得是一个个人史——毕竟，如同几乎每一个访谈者都表现出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交战与超越。尤其是这些精英大部分是文学艺术界的，布迪厄所谓的社会场域中，还有诸如经济、宗教、科学、法律场域等等，这些都没有涉及，尽管在甘阳的回忆中他们在文化哲学领域指点江山的时候，周其仁等经济精英其实也已经悄无声息地做了大量的事情。更主要的是，访谈中让人遗憾的是，“沉默的大多数”比如农民、少数族裔，由于没有言说自己的话语权力，只能被别人表述。而事实的真相是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风潮都离不开农民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实验和农业对于城市的供养。这些在访谈中被化约乃至遮蔽，被精英们轻描淡写地随口带过，因为我们在书中只看到他们意气风发、上下求索的身影，忽略了这些伟岸身影背后的更广阔的背景。而如果缺乏这个背景，这些站在前台人们的所有活动都不过是“杯水中的风暴”。
   这种缺席与在场的症候，不免让人注意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身份——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底层的来历，他们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实际在后来被证明其实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阶层，比如成名、出国、主宰着某一领域的话语权。按照布迪厄的说法，这些精英们其实是因为家庭、机缘等因素而拥有的文化资本的人，当资本的官方传递受到阻碍，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资本秘密流通的效果，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的决定性就增强。他们正是在八十年代的“飞地”中巧妙的运用了文化资本的人。
   进入新的世纪，当这些精英们曾经摇旗鼓吹身体力行的现代性规划和美学追求已成为中国主流风行的策略时，他们突然弥漫着某种英雄迟暮的苍凉与鸟尽弓藏的悲伤，因为他们在八十年代以预言先知身份所表达的各种主张，在世纪末被迅速整合进了国家和大众的主流叙事中，而失去了其持有民间批判之道义立场和先锋领潮流的价值。这种焦虑不可避免形成为他们不知如何提供一种与主流叙事相区别的话语系统，以证明自己作为舆论先导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寻文化英雄之梦？
   历史哲学表明，探究到底是哪些密谋与出色行为引发了波澜壮阔的思想事变是在浪费时间，精英的行为不过是在民众的激情推动下实现，在通常情况下与其说是预谋不如说是众望所归。那些夸口在暗中进行了策划的人只是从中得利。当人们的思想由于长期的禁锢呈现广泛病态，一个无人能预料的偶发情况一下子使病情出现危急状态，这时变革就自发地发生了。至于那些所谓的先知与精英、创造者或领导者，他们的功绩就如同冒险家发现了大部分不为人所知的土地而有功劳一样。
   当有资本的人在言说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充满警惕，因为这可能只不过是其权力的传达或者期望增值的表现。而当他们站在当下回顾昨日时，自我塑造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的色彩。说着说着，自己都被自己打动了。所以，我特别欣赏的是李陀的态度，他在宏大的“八十年代”命题中仅仅选取了一个很小的视角，而突出的也许是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特色的模糊的、无法明确界定的氛围。借助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思想，他说“万事万物都不是一因一果的链条里形成的，是多因一果，或者多因多果。因果关系是一个网络性的东西，结构性的东西，很复杂，不能随意化约。”